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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西票号兴衰的制度分析

缘何已成昨日黄花
                       ----对山西票号兴衰的制度分析
 
 常 阳
 
内容提要】山西票号尽管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了巨大辉煌,然而现在已成昨日黄花,留给人们的只有坐落于深山中的大院和无尽的感叹。本文欲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票号产生的背景、制度创新、制度弊病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个人意见,以作为晋商研究对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山西票号   制度供给
           制度创新   经营制度和管理制度
 
 
 
 
缘何以成昨日黄花
      ----对山西票号兴衰的制度分析
明清之际,富者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天下首富推及晋商。而作为山西商人的一大支柱产业——山西票号,则更是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称霸明清时期中国金融业,堪称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岁月后,昔日鼎盛一时的山西票号也如同它的主人晋商一般,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下去,成为一个令世人“抱愧”的“昨日黄花”。本文欲从制度创新以及变革的角度对山西票号的兴衰进行浅层次的分析,希望能够达到由小见大的目的。由于关于票号的制度分析在经济史尤其是在晋商文化研究领域内可谓“甚热”,所以不足之处,还望方家们指出。
一、 山西票号的兴起背景
目前,学术界就票号的起源有五种说法,但近年来从事票号史研究的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有关史料进行分析、研究,大体上形成了山西票号产生于19世纪道光初年的通说,即日昇昌创始说。但这并非说“西裕成”颜料庄是票号的基础。在此之前,帐局是从事工商业存放款业务的旧式金融机构,是中国银行的雏形,日昇昌的出现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是票号出现是必然的。帐局这种旧金融机构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资金融通的需要,而采用汇兑方式结算的票号就得以产生了。
票号又称票庄或汇兑庄,是古代一种信用机构。起源于承办埠间会票的汇兑业务,后发展成为经济存款、放款和汇兑三大业务的金融机构。山西票号之所以被称为“票号”,而不称为银行,就在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习惯,即以一种事物的内容命名,如“镖局”因为商旅保镖而得名。山西票号史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重要信用机构,它同钱庄一样,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票号的产生是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其在组织业务上是对帐局的继承与发展。帐局又称为帐庄,最早见于史书是在乾隆年间,“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主,富人携貲入郡,开设帐局。”票号史帐局的延续与发展,是有根据的。
就承办人而言,最早一家帐局为“祥永发”,设在张家口,是1736年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出资4万两白银开设的,而在雍正乾隆之际,帐局发展十分迅速,主要分布在京、津、张家口、太原、多伦多北方商业城市,而经营的基本为山西商人。“京城帐局二百六十八家,其中二百一十家为山西商人开设。”之所以会出现此情况,主要由于晋商活动范围与规模的扩大。由此观之事后票号由山西商人承办也就不足为奇了。1729年,设立恰克图贸易之后,中俄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张家口又是恰克图贸易进出口的要冲。在对俄贸易中,帐局作用甚大,可是随着资金量增大,商品流转周期加长,帐局的不足体现的越来越明显。票号正是在帐局这种信用机构无法满足晋商业务需要而逐渐产生的。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晋商由于长途贩运,流转周期长,急需社会信贷融通。帐局则仍主要以存放资金为主,而发放贷款仅对候选官吏和熟人发放,其发放面窄,对晋商业务范围的扩大有阻碍作用。票号业务范围拓宽,有利于晋商的“蛋糕”做大。
2、信用制度的确立促进了票号的产生。帐局向工商铺户发放贷款,虽处于封建社会,但与近代货币资本家性质一样,而帐局对北京候选官员贷款,纯属高利贷盘剥。这样,逐渐发展出了一种信用制度,而这种信用制度,正是票号得以产生的基础。
3、帐局只设立于一域一地,无分支机构。埠际间的货币清算依旧沿袭着“起镖运现”的方式。而商业的发展需求解决不同地区间收解现金和清算债务的实际问题。但“起镖运现”已经不可适应流通区域的日益扩大,急需汇兑业务。而由于帐局机构设置的局限性,票号自然就承担了这一责任。
4、当时已经产生了会票,可是由于是商人兼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即票或期票往往不能按时兑付。在这种情况下,专营汇兑的票号产生,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需要。
以上主要是从制度稀缺性的角度对票号产生的背景作出分析。那么,山西票号为什么能够在中国金融界活跃近一个世纪,分号遍布各地,创造“海内最富”的奇迹,下面从制度创新角度分析“山西票号”的繁荣。
二、 山西票号的制度创新
山西票号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于经营管理两个方面。
山西票号之所以比帐局更能适应社会发展,就在于它能够满足商人汇兑的需要。这主要由于晋商敢于实行大胆经营举措:
<一>创立联号制与总分号制
联号制,就是由一个财东独资或几个股东合资对所经营的分布在各地的不同行业的商号以总分号形式实行管理,开展业务活动的一种经营模式。联号制,表示晋商集团性的加强。在平遥帮“十大票号”中,介休候氏就占了五家,即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和天成京,这五家票号组成了赫赫有名的“蔚字五联号”,构成了候氏金融集团的主体。五家票号相互依赖,为汇兑业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同时,各个票号均实行总分号制。三大帮的票号将总号分设地平遥、祁县、太谷三县,然后在全国各地分设平遥、祁县、太谷分号,将触角伸向全国各个商业城市。联号制与总分号制确立,促进了社会资金的顺利、方便的融通。
<二>货币制度创新
清朝法律只是对于私铸钱币严格限制,但是对于钱币的流通却几乎没有规定。清朝时,实行银两与制钱平行的货币制度。票号汇兑中,均以白银为收支工具。而票号将各自的平砝与各城镇周行的平砝作比较,弄清各地平砝比本平是大是小,大多少小多少,并以此作为收交银两的准绳,借以维护主客双方的经济利益。由此观之,票号本平起着统一城市平码作用。票号本平制度的建立,对其开展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票号本平是各自为政的,所以它仍克服不了封建度量衡不统一的情况,这样,本平也给票号带来了超经济收入——余平。余平是票号在收交银两时,通过零收整付和本平与各地平砝折算中长余出来的韧额。正是由于有了本平这个中介,不管如何汇兑,票商都可以得到余平。
山西票号的货币制度创新对票号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尤其促进了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发展。
<三>汇兑、贴现制度创新
汇兑、贴现制度,现在而言可谓非常熟悉。然而就当时历史条件,这种制度建立对于满足晋商需要有极大现实意义。
为满足不同顾客对汇兑的要求,山西票号主要从事票汇和信汇两种汇兑方式。票汇即用汇票的形式办理汇款的汇兑方式。因为汇款双方收交汇款以汇票为唯一的凭据,所以叫做票汇。票汇中,汇票的内容与格式有严格的要求,形成了汇票无因性的惯例,“认票不认人”只要汇票无问题,谁提并不过问。而信汇则是一般适用于票号交往较多,汇兑款项较大的工商和个人,主要通过顺汇和逆汇两种方式。
贴现制度的出现,是业务继续扩大化的需要。一般是由工商业者委托甲地票号向乙地票号签发期票后,在未到兑付期以前需要现银利用,可以向乙地票号贴现提前兑款。
而在管理上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于:
<一>“顶身股”制度
顶身股,俗称顶生意,又称身股,其主要是按照票号员工所贡献大小,奖励股份。获得顶身股后一般是逢帐期增加的,从一厘到一股为满额。山西票号的“资本家”正是通过这种将部分利润让渡给员工,将员工的切身利益与票号利润直接挂钩,刺激其劳动的积极性。当然,从长远看,也更利于增加票号资本家的收入。顶身股对全体员工的激励机制促使全体员工们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争相为票号出力局面。
之所以谈及其创新,就在于其不同于合伙中的人力股,具有自己的特色。合伙中的人力股是以劳力作为一种投资的方式,而顶身股是在员工入号后由于其表现出色而给予其的奖励,不是一种出资形式。
<二>掌柜(经理)负责制
经营货币资本的山西票号商人,一般都不是由资本的拥有者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而多实行掌柜(经理)负责制,即由财东(商业资本)出自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依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等全部交给掌柜,让其独立从事经营活动,平时不干预票号的事,财东也不到号里问长问短,只是定期结账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并共同定夺一些大的决策,同时取走其应得的红利。如果财东满意,掌柜就可以继续任用,否则就会辞退。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充分实行经理负责制,客观上促进了经营管理的科学化,使精通业务的总经理、经理能够充分运用其经营才能,促进票号发展。
掌柜负责制的出现使得“总经理、经理”与票号财东之间存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使得票号的内部管理中,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得到较好的结合,为山西票号的健全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号规制度
号规,即票号的经营管理规章。它是约束员工的一种手段,随着票号的产生及业务扩大,它同时对人员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并且号规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业务的开展及形象变化的需要不断修订的。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号规,即经营管理和人员管理。而通过对经营方针和借贷政策的规定,有效、正确指导了票号的发展,对于降低风险有极大作用。譬如大德通票号的放款对象限制和最高额限制。通过对人员管理的约束,则做到了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票号通过顶身股的激励与对员工的约束,使得票号中人一般均能循规蹈矩,也使得票号得以维持与发展。
三、 山西票号的制度弊病
山西票号之所以未能长存于世,成为“昨日黄花”,除了与大环境变化,同时与其制度上的缺陷也有很大的联系。
导致山西票号一落千丈的弊病之一就是其无限责任制。当一个票号,无论其资本是几万两还是几十万两,在资不抵债,发生倒闭时。往往殃及池鱼,出资者要对其票号的全部债务负责任。正是由于“无限责任制”的延续,使得山西票号的分号出现危机时,往往不能及时甩开包袱,拖垮总号。当然无限责任制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商业所形成的一种固有“传统”。到19世纪末,部分企业和银行才实行有限股份公司。
山西票号的顶身股制度所引发的等级制度的产生虽客观上促进了公司人员的稳定性,但与之而来的弊端也很明显:票号内部存在严重的论资排辈现象,限制、甚至扼杀了人才的发展,有时也造成了优秀人才的外流。日升昌票号就因掌柜雷履泰排挤,二掌柜毛鸿翰出号,使毛鸿翰倒戈蔚泰厚票号成为日升昌的有力竞争对手。
经理(掌柜)责任制由于受到中国传统封建性的影响,带有很大家族血缘家长制的特点,尽管经理负责制有利于经理充分发挥其个人能力。但是对员工主要以“顶身股”的物质利益进行激励,而得不到道德的驱动。无法让员工真正落实一种“企业的忠诚”,这为以后的贪图享受埋下了伏笔。
中国固有的封建保守思想促使各个票号固步自封,不图联合。各自为政,难以联合起来组成具有较强抵抗风险能力的大金融集团,而且其资金量小,所以竞争力不强,无法与后起银行抗衡。而且票号之间又相互“拆合”,不能形成一种向心力。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展,经济中心的南移,山西票号未能抓住时机及时南移其总号,而是偏居一隅,信息占有量小,反应迟缓。相比之下,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两通商互市之区,日与两人酬酢”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人也以一种积极的、外向的、进取的心态去面向世界。而此时的山西商人们却认为:以其与封建官僚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幻求一种保险。尽管不乏有识之士建议要到各埠视察,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然而大势所趋,“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山西票号没有顺应社会改革,积极应付,而是在清朝封建官僚的“庇护”下,消极去经营,贪图享乐。
这一系列的制度弊端造成了山西票号的衰败,再加上清末战乱纷争的大环境,其迅速倒闭也就不可避免。
四、 前车之鉴 后世之师
晋商的辉煌已经成了历史的回忆,山西票号也如同晋商一样成了昨日黄花。当余秋雨先生写下他的传世佳作《抱愧山西》时,我们——晋商的后人们又该如何去做呢?是缀串起曾经留下的串串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祖上的风光,还是继续固步自封,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从晋商的兴衰史中,我们可以得出许多对我们的现实有指导意义的建议:
1、在提升传统产业,抓企业效益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进行经营项目的更新,开辟新的活动区域,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急需要的是政府尽快提供和介绍具有发展潜力、科技含量高、符合环保要求、高附加值、市场有前景、经济效益好的开发或生产项目。与此同时,政府职能部门还应及早地对特别是占全市经济2/3的乡镇企业进行营销培训工作。否则,以往那种过分依赖资源产品,缺乏推销意识的习惯将会制约新产业的发展,夭折新项目。例如:靠传统产业的资本原始积累,由地下转地面,发展地面企业,如选洗煤、铸造精密产品、丝麻织品、旅游业、信息业。
2、在国企改革方面,还实行两权的分离。我国的国企改革,由来已久,但相比之乡镇企业,见效又甚慢。从晋商的票号我们可以看到两权的彻底分离使经理手中有了权利,更利于自主经营,纳入市场的轨道。所以国企能够尽快纳入市场经济,还在于分权的彻底程度。
3、山西票号的衰落与其后期清政府的倒台有一定关系。简言之,寻租作为一种不正常的社会行为,不应采纳、鼓励,应该积极纳入市场。寻租尽管前期可能收益较多,但随着成本不断增多,必将影响企业本身。
4、晋商的票号在管理上实现了人力资本的最优配置。通过“顶身股”使得能者上,庸者下。而同时其严格的号规和选拔制度,也更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尤其在选拔中,重视对人员品德要求和技能的培训的长期行为,更值提倡。这与目前社会上招收熟练工的短期行为相比,更利于企业的巩固。
5、积极到外部开拓市场,晋商票号尽管未能形成世界性的,但晋商的其他买卖均遍及南亚、东南亚、俄罗斯,我们的祖先尚且在交通不发达时代可以主动寻找“国际伙伴”,我们后人更应积极开拓。
6、学习老祖宗们吃苦耐劳,开拓创新的拼搏劲头。晋商的拼搏劲头是相当大的,这也就导致了其后出现“晋地寡妇多”的现象。我们不提倡以前那种“不富不归”的劲头,但也不可闭塞于此,不积极去开拓。
 
以上6点,仅是个人不成熟的看法。但是,毋庸置疑地讲,山西票号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留给我们的只有那一座座埋藏于深山中的大院。我们当今后人只有走出对历史的幻想,踏踏实实,勇于开拓,勇于创新,重塑三晋辉煌,才能真正无愧于“祖宗”!
 
注释:
①在国外的称呼中,均可惯称之为“山西银行”(Shan Si Bank);
②资料出处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
③自日昇昌票号成立之后,经过多年发展,票号业逐渐形成了“平、祁、太”三帮,即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三帮;
④票号为了比较测祘各地平码的大小,都制定了本号的天平砝码,即本平;
⑤顺汇就是通常的汇兑方式,即甲地票号先收款,签发汇票号,由乙地联号据汇票付款;而逆汇则是汇兑同存放款相结合的一种汇兑方式;
⑥山西人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票号发展带来了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
 
参考文献:
【1】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
【2】         王继军《传统法律文化与山西票号的兴衰》,山西大学学报(2002.6,1—9)
【3】         王明星《山西商人走向衰败的原因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3,86—89)
【4】         李勇/从山西票号看我国历史上的股权激励机制/会计之友(2002.4.12—13)
【5】         张聪林、张春菊/山西票号的内部股权制/现代商业银行(2002.4,39—40)
【6】         宋丽莉、马玉山/明代晋商的类别/山西大学学报(2002.1,73—76)
【7】         刘建生、刘鹏生/晋商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8】         (清)李宏龄《同舟忠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9】         李龙潜,明清经济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来源:      时间:2014/4/18 18: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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